已有研究指出，长期关系纽带为企业实施真实盈余管理（REM）提 供便利。然而，在关系式契约（relational contracts）普遍存在的制度环境下，REM 的成本是否通过关系纽带在企业间存在溢出或转移，仍缺乏探索。本文基于中国A 股市场资本系族，考察关系契约式治理如何影响REM的成本与经济后果。研究发 现：（1）系族企业REM具有较低的直接成本。相较于非系族企业，系族企业REM 对自身价值的负面效应较小；（2）REM在系族内部存在成本溢出效应。系族企业 REM行为对系族内其他企业价值的具有负面影响。并且，系族内部的“核心”企业 具有更小的REM直接成本，而“边缘”企业更多承担了溢出成本；（3）综合考虑 直接成本与溢出效应后，在上市公司层面，系族企业REM的总成本仍低于非系族企 业。进一步分析表明，内部治理较差（资金占用大、股权制衡低）以及外部监督较弱（市 值低、地区市场化低）的企业更多承担了系族REM的成本，体现出系族REM成本 从强治理环境溢出到弱治理环境的路径。机制检验表明，系族企业REM对兄弟企业 的投资与未来业绩具有抑制作用，印证了REM成本在系族内部的溢出效应。本文将 具有中国特色的系族结构引入REM成本分析框架，揭示了关系契约治理下REM的 成本溢出与转移。研究为投资者、信息中介与监管者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企业的REM 成本，有效监督和减少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借鉴。

本文研究关系型商业模式对企业应计项目的影响。关系型商业模 式下，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加剧了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管理层既可利用信息优势提供更有信息含量的应计项目，也可滥 用判断降低其信息含量。以供应商或客户集中度来衡量公司关系型交易的水平， 本文针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关系型交易程度越高，公司的总应计水 平越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关系型交易引起的应计项目，虽然引起了审计师的 关注，却未必意味着公司存在舞弊行为，其是否与舞弊行为有关取决于舞弊动机。 此外，关系型交易引起的应计项目，未增加公司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最后，本 文对关系型商业模式下，现有文献中计算企业非正常应计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讨 论。本文的发现表明，中国关系型商业模式下的应计项目与西方市场导向商业模 式下的应计项目存在显著差异，呼吁更多研究对其行为机理进行解读。

高铁开通为资本市场的强监管打通了地理阻碍，对于加强公司外 部监督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中国高铁开通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 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年到2018年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公司 违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我们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城市开通高铁站后，企业的违 规情况会有所缓解。此外高铁开通减少企业违规行为会受到公司特征的影响，对 于信息违规较多、融资约束高、代理成本高的公司而言，高铁开通抑制公司违规 行为效果明显。机制检验证实高铁的开通提升了企业的透明度，增加了独立董事 的参会频率进而抑制了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以上实证结果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 成立。此外，本文关注到高铁开通的两个外溢性经济结果，分别是法治环境的改 善和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本研究结果为改善公司治理环境并且限制公司违规行 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个人道德内涵，开发《个人道德 量表》测量经理人道德，并模拟设置有股东和经理人代理冲突的经理人会计信息 披露决策情境，实验研究经理人道德对其隐藏真实会计信息的可能性进而对公司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模拟经理人角色的被试道德水平越高，其 隐藏真实会计信息的可能性越小，因而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经理人道德 水平越高，监督机制和经理人持股降低经理人隐藏真实会计信息可能性的作用越 小，即经理人道德会显著替代外在治理机制的作用；经理人道德还能够影响其投 资决策，进一步明确了在与外部投资者利益相关的公司决策中，掌握着经营控制 权的经理人的道德所能够发挥的激励约束作用。本文采用实验的研究方法，为经 理人道德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有助于准确理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 下的公司治理。

本文总结了我过去在教学与研究中遇到的困难与困惑的思考。这些思考尚不成熟且浅薄，但因它们 与我交流过的许多会计学界同行的困惑相呼应，故而值得分享，希望能引起更多开放式讨论，推动有意 义的变革。更重要的是，我坚信这些困惑背后的问题，正是导致会计学科吸引力下降、人们对会计作为 学术领域或职业道路丧失信心的根本原因。

本文借助“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 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业绩预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公司业绩预告的频率、积极性和精确度。 进一步分析显示，“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对公司业绩预告的积极影响在股价同步 性越高、股价异质性波动越低和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公司中更显著，而且，“沪 深港通”资金流入的增加会提升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业绩预告质量的积极效应。 此外，我们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更显著增加了公司正面业绩预告的 频率、积极性和精确度。最后，本文研究表明，“沪深港通”政策的实施显著提 高了标的公司股票的换手率和交易规模。本文的研究深化了对公司业绩预告影响 因素的认识，也为理解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由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的审计委员会，是公司治理中重 要的机构。基于2011—2021年非金融上市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当审计委员 会召集人同时在更多的委员会中兼任时，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更低。机制分析显示：（1）上述关系更显著地存在于有更复杂利益团体的企业中，这支持了关 系约束机制的存在性；（2）在正式公司治理机制更完善、召集人更具权威时，上述负向关系被弱化，这意味着专业溢出的发挥取决于完善的控制环境和自身的 权威。研究表明，召集人在其他专门委员会中的多重任职是一种低效的公司治理 制度设计，过度涉入治理层影响了外部独立董事在企业内部的相对独立性，无益 于独立董事发挥应有的监督效果。研究丰富了中国制度情境下社会规范（关系） 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相关文献，同时为新《公司法》实施过程中保障审计委员会和 独立董事的履职提供指引。

本文考察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履行不同维度社会责任之间背离的影 响。基于2011至2022年期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采用（1+公司注 册地所在地级城市每百万人口拥有的族谱数量）的自然对数度量宗族文化的强度， 并用企业的公益慈善评分与员工待遇评分之间的差值衡量二者之间的背离程度。 研究发现，上述背离程度与宗族文化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宗族文化有助于抑制 慈善捐赠与员工待遇之间的不一致。在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和控制内生性后，前述 结果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揭示宗族文化可以通过增强区域社会信任和强化区域宗 族网络这两条路径来抑制慈善捐赠与员工待遇之间的背离。进一步，本文发现行 业竞争、公司违规和外来人口冲击均削弱了宗族文化对上述背离行为的抑制作用。 本文可以为理解宗族文化的经济后果以及治理不同维度社会责任的不一致提供重 要的参考。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交易所互动平台，考 察企业研发对中小投资者信息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研发对中小投资者信 息需求具有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投资者更多地进行研发相关问询，采用工具变 量法和外生事件冲击缓解内生性，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 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强度与企业未来股票收益及股价波动显著正相关，基于 风险收益原则，为降低不确定性，中小投资者研发信息需求增加。异质性分析结 果显示，当研发信息外部关注度较高或企业研发信息披露较多时，企业研发对中 小投资者信息需求的影响减弱；而当财务报表质量较高时，企业研发对中小投资 者信息需求的影响增强。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中小投资者研发信息需求会对企业 研发转化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专利数量及质量降低。本文对理解中小 投资者信息需求的影响机理及经济后果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企业的业绩考核制度是由众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复杂的业绩 考核既可能缓解代理冲突、满足股东多元利益诉求（赋能效应假说），也可能模 糊薪酬设置、为高管谋取私利提供掩体（扭曲效应假说）。基于我国股权激励的 行权业绩考核制度，本文检验了业绩考核复杂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 制。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复杂度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赋能企业高质量 发展。机制检验发现，复杂的业绩考核存在经营效率赋能效应和人力资本赋能效 应，通过提高经营效率和优化人力资本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 现，业绩考核复杂度的生产率效应在管理层权力小、业务复杂度高以及股价信息 含量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首次从复杂度的视角揭示了行权业绩考核赋能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制，对企业优化激励考核设置，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 供了重要启示。

植根于中国特色制度的客户关系型交易是否对公司的文本信息披露产生影响，这是一个重要且有趣的问题。本文以200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客户关系型交易对管理层乐观语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客户关系型交易抑制了管理层乐观语调。机制检验发现，客户关系型交易通过增加经营风险，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加监管机构关注，进而抑制管理层乐观语调；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供应商未披露前五大客户名称、资产专用程度越高、监管距离越近和行业竞争程度越高时，客户关系型交易对公司管理层语调的抑制作用更强。最后，研究发现客户关系型交易能够通过抑制管理层乐观语调来降低企业的股价 同步性，使得更多的公司信息融入股票价格。本文研究将公司年报文本信息的管理层语调纳入客户关系型交易的研究范畴，丰富了客户关系型交易在中国特色情 境下经济后果的研究。

地方官员视察企业既可能传递企业发展受到政府支持的信息，也可能释放企业所在行业未来政策利好的信号，从而导致公募基金调整投资决策。本文通过手工收集2005—2019年间本省官员视察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官员视察对公募基金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视察向市场释放个体政策支持和行业利好等多重信号，引发公募基金增持被视察企业的股票。横截面分析结果发现，当企业高管没有政府部门任职经历及产业政策态度为鼓励时，地方官员视察对公募基金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被地方官员视察的企业未来将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同时，官员视察能够产生行业溢出效应，将政策利好信号扩大至本地同行业企业。本文将官员视察活动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到资本市场中介，并发现了政策信息的行业溢出效应，有助于政府、证券市场理解我国制度背景下官员视察对微观经济发展的影响。

上市公司中的普通员工通常是最先察觉公司违规行为的群体，也是揭露公司违规行为的重要信息来源。员工吹哨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公司治理机制，员工通过揭露不利于公司价值的信息来监督管理层。然而考虑到举报的高成本，员工通常不愿分享其掌握的违规信息。本文利用A股上市公司样本，基于企业利益分配的视角，考察了企业内部利益分配不公是否会成为引发员工吹哨行为的因素，即企业内部较高的薪酬差距是否会增加企业违规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增加会提高违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员工吹哨行为是其中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信息披露质量、审计质 量和女性高管数量均会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违规发现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溢价对企业违规发现有显著促进作用，员工 薪酬溢价对企业违规发现有显著抑制作用。此外，管理者的吹哨行为在本文样本中并未得到实证支持。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测试，基准 回归结果仍保持稳健。本文从企业薪酬契约的视角出发，丰富了员工吹哨行为这一新兴领域的理论文献，同时对上市公司、监管部门等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论资排辈”式的文化背景下，座次排序在企业决策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影响独立董事监督和咨询职能的履行。本文以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了独立董事地位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地位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显著影响，独立董事地位越高，企业投资效率 越高。进一步研究显示：（1）上述促进作用在大股东权力较大、高管权力较大、债权人监督较弱与高管股权激励较弱的企业中更显著；（2）在传统文化氛围强的企业，独立董事位次排序更加重要，对投资效率的提升更为明显；（3）经济后果的探索发现，独立董事地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市 场价值的提升。上述发现表明独立董事地位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本文的发现对于评价独立董事履职成效、优化董事会结构、提升企业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 实价值。

中国的一些省份由于多种因素形成了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城市职能的分配影响了城市资源配置和地区内公司的制度环境。本文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利用同一省份行政与经济中心之间的差异，探讨城市行政职能对当地公司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影响。由于行政中心较少利用市场机制分配资源，我们预测当地公司也较少使用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来构建合同关系并公开向投资者提供信息。我们利用成对样本匹配法和熵平衡法构建的两套样本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发现行政中心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当地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较低的审计费用。这些公司的财务报告信息含量较低且会计政策相对不稳健。由于其财务报告传递较少的公司特定信息，呈现出更高的股价同步性。总体来看，我们的研究证据表明我国“双中心”城市的空间布局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及经济后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经理人短视现象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普遍。早期的文献表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 经理人短视(Stein 1988; Holmstrom 1999)。然而，很少有研究直接检验减少信息不对称是否有利于缓解 管理层的短期行为。一些研究者考察了信息披露频率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如财务报告从年度披露增 加到季度披露加剧了经理人的短期投资(Kraft et al. 2017)，强制性中期管理层报告(IMS)促使经理人通 过实际盈余管理来实现短期盈利目标(Ernstberger et al. 2017) 。而比季度报告更频繁的信息披露对企业投 资决策的影响仍然局限于理论分析(Gigler et al. 2014; Edmans et al. 2016)。 本文利用中国资本市场的“互动易”和“上证 e-互动”在线平台的问答数据，考察投资者互动是否 以及如何影响经理人短视行为。大多数先前的文献表明，互动平台能帮助公司向投资者传达内部信息， 促进公司信息透明化，并加速股价发现(Lee and Chung 2022; Guo et al. 2022)。积极的互动可能有助于投 资者更准确地评估管理层能力和公司的投资项目，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经理人短视。然而，中国 股市由个人投资者主导，他们往往频繁地进行短期交易。由于大多数公司都对投资者的信息要求作出回 应(Wong et al. 2023) ，与散户投资者的更多互动可能会给上市公司带来更多的短期市场压力。为了维持 或推高股价，管理层有动机牺牲公司的长期发展，以提高短期绩效。因此，本文假设更多的投资者互动 会导致更多的经理人短视。 为检验研究假设，本文使用削减研发支出以实现盈余目标来衡量经理人短视(Bushee 1988; Chen  et al. 2015; Lai et al. 2019)。投资者通常使用去年的收益，零收益和分析师的预测作为公司的业绩基准 (Graham et al. 2015)。虽然研发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基础，但财务报告准则要求，如果研发支出处于研究 阶段，就应该计入费用，只有符合特定标准的开发阶段才能资本化。因此，削减研发支出将有助于企 业获得更高的当前收益，但从长远来看，这将损害企业未来的增长。本文首先使用 CutRD 作为经理人 短视的代理变量，如果公司在当年削减研发支出，则CutRD等于1；否则为0。然而，研发削减可能是 公司的战略决策，不一定反映短视行为。因此，本文构建了三个虚拟变量: CutRDtoAD、 CutRDtoAL 和 CutRDtoAM 作为经理人短视更合适的代理变量。当管理层在当年削减了研发费用，并且如果在不削 减研发费用的情况下, 公司收益将会下降/公司将报告亏损/公司的每股收益将低于分析师预测，那么 CutRDtoAD / CutRDtoAL / CutRDtoAM 等于 1，否则为 0。以上三个指标中的任何一个都表明管理层避 免错过盈余目标的短视动机。在中国，避免亏损可能是经理人采取短视行为的最大动机，因为监管机 构对连续亏损两年的上市公司给予特殊处理。如果一家公司连续三年报告亏损，它将被摘牌。 本文的主要实证检验采用logistic模型，因变量为经理人短视(即CutRD，CutRDtoAD，CutRDtoAL， 或 CutRDtoAM)，自变量为投资者与公司的互动强度（Ln_Question，即公司 i 在 t 年在互动平台上被投资 者询问的问题总数的自然对数），并控制了一系列影响经理人短视的其他变量。回归样本最初选自2010 年至2017年深交所上市公司以及2013年至2017年的上交所的所有公司。因为经理人短视代理变量的计 算基于研发支出，所以本文的样本限制在高科技行业的企业。此外，本文要求不缺失的研发费用数据，以 及基本的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变量数据，最终的样本包括1,628家上市公司，含7,825个公司年度观测。 实证结果发现，当 CutRDtoAL 为因变量时，Ln_Questions 的系数为0.164，在 5% 水平上显著(t = 2.01)。 表明对于高科技行业的公司来说，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动越多，管理层为了达到盈利目标而削减研发投资 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结果也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当控制变量保持在平均水平上时，Ln_Questions 对 CutRDtoAL 的边际效应是0.23% ，为 CutRDtoAL 平均值的16.43% 。如果平台问题的数量从 P25(61)增 加到 P75(301) ，那么公司削减研发以避免亏损的概率增加25.78% 。这一结果表明，当管理层面临巨大 的业绩压力(如潜在亏损)时，更多的投资者互动会导致更多的经理人短视。 本文进一步从公司特征和管理层动机角度，研究投资者互动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经理人的短期行为。 横截面测试结果表明，当散户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机构投资者关注度较低， 以及当公司进行应计盈余 管理的成本较高时，管理层的行为往往更为短视。 为了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了一系列稳健性测试。首先，运用lead-lag回归来减轻反向 因果关系，并使用替代指标，来解决测量误差问题。其次，以“互动易”和“上证 e-互动”平台的推出 作为两个外生冲击，采用DID的研究设计来支持因果关系。第三，本文排除结果受机构投资者或分析师 压力驱动的可能性。使用机构实地调研数据的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的会面实际上有助于缓解经 理人短视。此外，本文发现，投资者互动并没有系统地影响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最后，短视后果 测试表明，投资者互动较多的公司往往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有较少的发明专利申请。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文通过探索个人投资者对管理层决策的影响，丰富了投 资者短视的研究。本文实证结果发现，与散户投资者互动会导致高科技企业管理层为了达到短期盈利目 标而削减研发费用，这些证据有利于企业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其次，本研究揭示了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对 经理人短视的不同影响。本文发现个人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提出的问题越多，对企业的短期压力越大；而机构投资者的实地访问越多，对上市公司的短视行为有缓解作用。最后，本研究丰富了经理人短视的文献，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公司会采取短视行为。与前人发现的投资者互动会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实际盈余管理的结论相反，本文发现，公司与个人投资者的实时在线交流可以诱发更多的经理人短视行为，特别是对于高科技公司。因此，本研究揭示了证券交易所披露监管的一个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这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

数字普惠金融是推进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普惠金 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 金融对上市公司创新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抑制了上市公司 内部创新但促进了外部创新；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方面； 这种影响在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短视机构投资者持股较多、产品市场竞争度较高 时以及高科技行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外部创新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 未来的创新效率和质量。本文的研究厘清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上市公司创新影响的 真实作用机制，为理解上市公司创新行为提供了理论参考。

在公司债券发行中，主承销商通常处于沟通协调各方的中心位置。 在中国关系型社会的制度背景下，主承销商所嵌入的合作关系网络对于其在债券 发行中发挥信息角色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及债券信用评 级师个体之间关系嵌入的视角，实证检验发现，主承销商个体与发行人或评级师 的关系嵌入能显著提升债券信用评级信息含量；并且，当主承销商声誉更高、发 行公司更多依赖关系型交易、外部信息环境更差时，嵌入式承销商对债券信用评 级信息含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承销商嵌入式特征与债券未来实际违约 率显著负相关，并提高了信用评级预测实际违约的准确性。本研究有助于充分理 解承销商嵌入式特征对债券市场信息效率提升的作用，为防范债券市场重大风险、 促进债券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了启示。

利用新《证券法》将证券服务审计资格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的契 机以及A+H股仍然保留了准入制的特殊制度背景，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法（DID） 研究准入制取消对审计的影响。我们初步发现准入制取消后，审计质量显著增加， 审计费用也显著增加，这说明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因为进入限制的取消走向低质 揽客，而是通过高质量审计获取溢价。我们还发现有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公司在准 入制取消后审计质量提升更多，财务舞弊、审计处罚、审计意见不受准入制取消 的影响，这似乎表明审批制下的准入管制对审计质量的提升只有“门槛”效应， 在保证最低审计质量的同时抑制了高质量审计。

长期以来，微盈公司一直被学术界和实务界视为盈余管理的“可疑”群体。相反，距离微盈仅有一步之遥的微亏公司，却并未引起关注。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微亏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公司，微亏公司向上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更高，且微亏公司与微盈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业绩微亏同样是公司进行了向上的盈余管理之后的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微盈公司不同，经过了向上的盈余管理却仍旧报告微亏的公司，其未来业绩并未得到改善。此外，拓展性检验表明，报告业绩稍微低于其他重要业绩门槛值的公司，同样进行了向上的盈余管理。本文试图通过当前的研究结论说明，业绩微亏类的公司是当前盈余管理研究中的“灯下黑”群体，希望能够引起监管者、学术研究者以及其他资本市场参与者对此类公司的关注。

本文记述了我2023年夏季在南京新制度会计学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会议上，我主要讨论了未来中国会计研究的机遇，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制度背景融入到会计研究中。此外，我还探讨了中国会计研究如何在对本国或本地区产生影响的同时，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